1757年，俄国人送回了阿睦尔撒纳的尸首，验明正身后，乾隆急令兆惠将军，不分男女老幼、是否忠于清朝、有未参与阿睦尔撒纳的叛乱，对准噶尔部和辉特部的人，一概屠杀。
1755年，阿睦尔撒纳还是乾隆眼中的“大功臣”。为了躲避准噶尔内部的权力斗争，他率部投诚。
乾隆大喜过望，在承德避暑山庄亲切接见了他，封王授爵，赏赐之厚，连满洲老臣都直眼红。
但乾隆低估了这只“草原之鹰”的野心。阿睦尔撒纳想要的不是京城里的安逸，而是整个准噶尔的汗位。
1757年2月，春寒料峭。阿睦尔撒纳趁着清军主力回撤，悍然发动叛乱。他跨上那匹千里挑一的战马，对着亲信咆哮道：“我辈岂能为辫发奴？准噶尔之鹰当翱翔于金山！”他抽出一把金鞘蒙古刀，直指东方。
这一刀，彻底割断了清廷的耐心。
消息传回京城，乾隆勃然大怒。他在深夜的御书房内奋笔疾书，谕旨通过驿站，日夜兼程传向西北边陲：“此等贼人，断不可留。务须尽行剿灭，毋俾遗种！”
一个“尽”字，一个“毋”字，定下了那片草原未来数年的色调——血红色。
执行这个冷酷命令的人，是名将兆惠。
1758年的冬天，伊犁河谷被冰雪封锁。清军分兵八路，像一把巨大的梳子，从阿尔泰山一直“梳”到乌兰乌苏草原。
那是一场令人窒息的围猎。清军采取了最极端的“三光”策略：凡是毡帐聚集的地方，先是漫天的火箭落下，紧接着便是雷鸣般的马蹄声。
“跑啊！快跑！”一个年轻的牧民试图拉起瘫坐在地上的妻子，但下一秒，清军的钢刀已经掠过了他的脖颈。鲜血喷溅在雪地上，瞬间冻结成暗红色的冰渣。
当时的惨状几乎无法直视：那些体弱的老人被随意丢弃在深山谷底等死，强壮的男人则成排地被拉到河滩上屠戮。那个冬天的额敏河，河水居然整整三个月没有清澈过，流淌的全是粘稠的血。
空气中，常年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——那是焚烧毡帐的焦糊味，混杂着腐烂尸体的腥臭。这种味道在西北的寒风中久久不散，甚至连路过的乌鸦都因为啄食了太多的腐肉，而飞不动翅膀。
清军为了震慑残余的抵抗力量，甚至将屠杀后的头颅整齐地垒在驿站道旁，筑成阴森恐怖的“京观”。路过的驿卒夜间行走，必须不停地燃放爆竹，才能驱散那些因腐尸而聚集的野狼群。
当族人在血泊中哀嚎时，阿睦尔撒纳正带着残部在塔尔巴哈台山中狼狈逃窜。
他原本寄希望于北方的俄国人。他带着为数不多的亲信，顶风冒雪，一路向北。当时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确实接纳了他，但他并不是作为英雄被迎接，而是作为一枚棋子被软禁在谢米巴拉金斯克。
然而，英雄的野心敌不过微小的病毒。
1757年秋天，阿睦尔撒纳在木质营帐中突然高烧不退。他面部生出密密麻麻的脓疮，谵语不断。一代枭雄，最终死于天花。
清廷听闻死讯，并不相信，强烈要求引渡尸体。俄方为了平息乾隆的怒火，避免边境战争，只得下令用铅封死尸身，派兵押送至边境。
当富德在恰克图验明正身的那一刻，远在北京的乾隆终于放下了心中最大的石头。但对于准噶尔部来说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
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前，准噶尔汗部大约拥有60万人口。
等到1759年战事基本平息，这片广袤的草原竟然变得“空旷如洗”。
根据现代史学家王希隆、马大正等人的研究，在这场浩劫中，约有40%的人口死于天花等瘟疫，30%死于清军的系统性屠杀，约20%逃入俄国境内的哈萨克或内地的蒙古部落。
曾经强盛一时的准噶尔部，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，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。
那些幸存下来的两万多妇孺，被像战利品一样赏赐给了蒙古王公作为奴隶。她们带着破碎的家庭和满身的伤痕，消失在茫茫的蒙古高原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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